Rickvai’s apartment

      摇滚音乐是近些年才由国外“引进”到中国流行乐坛的。它由初始几声叛逆的嘶叫逐渐吸引了特定年龄区间的爱好者，由初始的完全地下状态发展到今天的半地下或半公开状态，由初始的爱好者自娱进而到参与舞台演出，成为音乐艺术的一个表现形式和舞台艺术百家争鸣的点缀，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和地位，但它自始至今都是中国大部分传统舞台艺术的指责贬谪对象。中国的摇滚就是处在一边苦苦挣扎求存、一边受到冷漠对视的两难境地之中。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角度去对它进行探讨和研究，为中国摇滚把把脉，给各位行家进行诊治提供参考。

摇滚在中国之所以发展不起来，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我认为，主要是摇滚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

什么是摇滚 ? 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它是通俗音乐的一个流派，也是舞台艺术的一个表现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是追求个性化，以直接表达的方式渲泄个体的追求、情绪和理念。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主要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 就是儒家哲学一个倡导中庸的思想体系，或者说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摇滚音乐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是有浓郁的西方味道，即其所表达的是西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冲突，形成了矛盾，阻碍着摇滚在中国的发展，实质上，这对矛盾就是中西思维差异和价值观念差异的矛盾①，下面试就中西思维差异和价值观念差异去分析其矛盾。

矛盾一：思维差异导致摇滚在中国只能躲藏在阴暗角落里，成为舞台艺术的一个怪胎。

摇滚所依附的西方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所依附的儒家哲学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求同思维与求异思维、思维审美、思维表达方式三个方面的差异，这三个差异对摇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一、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差异形成了摇滚受众的认同心理矛盾，摇滚极力要进入中国民众的心里，而中国民众则极力把它拒之①此观点引用卢秋田发表在《海上文坛》 2000 年第 3 期《东西方思维方式冲突》一文观点。

门外，视它为洪水猛兽，为精神异类，导致摇滚成为中国民众门外的流浪汉。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求同思维，注重“求同存异”或“求大同存小异”，强调的是整体性和综合性，这个整体性综合性表现为追求大众化，而西方思维方式是求异思维，注重的是个体，喜欢标新立异，追求的是自由发展的个性，“唯我独尊”。如中医和西医，就是这种思维差异的最好体现，中医强调标本的综合医治，而西医认为感冒就是感冒，就医治感冒这个个体；又如一群西方人和一群中国人同在一餐厅里点菜，中国人多数是说“随便”、“大家点什么我就吃什么”或“客随主便”，讲究的是大众化，认为主要是大众认同的就不会错，并把这视之为礼貌；而西方人则不同，你点的不用理会我喜不喜欢，我点的不用理会你喜不喜欢，反正是“我”要吃，又不是“大家”要吃，这种思维差异体现在对待摇滚的认同上，就有了很大区别：中国人只认同摇滚中大众化的部分，而摇滚用本身的特色去争取受众接受，争取受众的认同，这就造成了中国大部分受众 ( 特别是思想成熟者——这个成熟是指受儒家哲学影响的程度而言 ) 排斥摇滚：他们认为，摇滚背离了儒家哲学 ( 他们的思想中并没有意识到摇滚背离了儒家哲学，而是认为摇滚给他们的印象不好 ) ，违背了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对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衡量，被视为是叛逆、是洪水猛兽、是精神异类，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好东西。他们甚至斥教自己的孩子：这是教坏人的东西。摇滚在这种文化底蕴中，在这种思维差异下，就只有干跺脚着急的份儿，要想和中国受众沟通，就只有找小孩和小青年了。所以，摇滚在中国被青少年这个特定年龄区间的人所接受，所认同，因为他们的思想处于转型期和叛逆期，最容易接受和传统思想相左的思想。

二、审美思维差异造成了摇滚受众对摇滚主体的认识矛盾，被视为虚无思想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傀儡。

虽然审美有全人类认同的共同标准，但具体到审美思维，中西方都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最明显的一点是评度美的表达形式，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认为含蓄才是美，所以才有“曲梅”论，而西方的观点则认为美要直接表达。 ( 这里并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一种习惯 ) 拿同时代同情节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与《傲慢与偏见》相比，就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体现，《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十八里相送中，祝英台对梁山伯用了许多含蓄的比喻，暗示来表达感情，与《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和达西可的表达方式完全相反，若果将这两部电影的观众倒过来，中国的观众会觉得《傲》片中用一句“ ILoveYou ”来表达感情、表达美就如一杯白开水，淡而无味，而西方观众看了《梁》片则会觉得很累，明明是一句话可以表达出来的东西为什么非要曲曲折折、拖拖拉拉呢，这就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思维。

摇滚所表达的审美观完全脱胎于西化的审美思维，直接、激进、标新立异。而中国目前的摇滚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点，置“国情”于不顾，照搬照抄，使中国摇滚成了四不象，利用貌似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状态来掩盖浮躁苍白的思想，忽略真正内在的东西，对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采取轻视的态度，表现手法公式化、西方化、过多地表现自我，明明是思想的贫民却装成思想的教父，将这样的摇滚放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恐怕制造的只是噪音，难怪中国大众艺术会把摇滚 ( 中国的 ) 视作虚无思想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傀儡。

中国摇滚在中西审美思维差异下，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摇滚路子，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发展，否则，连傀儡的角色都会无法保住。

三、思维表达方式差异造成中国摇滚在音乐本位上的矛盾，缺乏丰富的内涵、鲜明的个性、有魅力的深度、使之成为幼稚和愚昧的代名词。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下的思维表达方式与西方最大区别的是意会性和直观性，跟前面提到的审美差异有相似之处，但这里指的是整体的思维表达方式，而不是思维表达方式中的某一点，意会性所表现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鲜明之处在于其所表现的个性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是靠“内在”去雕刻出来的个性，跟西方思维方式所注重的直观性所表现的个性有很大的分别，直观性所表现的个性是靠“外表”去显示的，没有深度，很容易消亡。中国的摇滚个性恰恰继承了后者，这点从摇滚乐队的名称上可见一斑：什么“最后的清醒”、“麦田守望者”、“边缘”、“无政府主义男孩”、“新裤子”、“玻璃房子”等等，这些名字让人看起来就十分幼稚，本来乐队的意愿是想用名字来表现个性，表达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理念，但恰恰在这点上体现了一种外强中干“底气不足”的味道，你有个性、有内涵和深度，尽可以通过拿出本来，通过正当的途径去体会没必要，拿个虚名头来吓唬人吧，这就是中国摇滚的幼稚和愚昧。

正因此，中国摇滚在舞台表现上就成为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摇滚，既没有内涵，也没有适合中国人的表现形式，成为舞台艺术的一个怪胎。

矛盾二：价值观念差异导致摇滚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出现恶性循环，迈向消亡。

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哲学文化，西方文化多是基督等教会文化。儒家哲学的中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排在首位的是“修身”，即是讲究道德文化，这种道德文化强调的是一个“义”字，如，“舍生取义”，“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强调这种义，即重义轻利，而西方人则重利轻义。中国形成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是由于长期处在小农经济造成的民族心理的反映。这种价值观体现在摇滚上，西方的摇滚者把摇滚当成是一个谋生手段，一种谋生技能，从事摇滚的目的就是要取利再以利去发展它，然后获取更多的利，可以说，西方摇滚的可持续发展得益于利，即得利益于其价值观。而中国摇滚则不然，在中国，许多从事摇滚地下或地上工作的人，大多摇滚还有必要存在吗 ? 其实，这是个辩证的过程，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摇滚始初被引入来，是对摇滚的肯定，要它改变是对它的否定，否定是为了更深一层的肯定，换句话来说，否定目前的摇滚，更加有利于它的发展，使之以后得到更大的肯定，这是辩证统一的，是符合辩证法的。

摇滚之所以在中国发展不起来，是因为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存在着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矛盾，只要研究透彻这个矛盾，端正认识，采取符合国情的表达形式和内容，就能发展起来。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本文难免有以片概全，过于牵强等不足之处，敬请斧正。

原作者： 冯瑞萍、卢坚强